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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左松涛 | 新式学堂与民间私塾的博弈

    2017-05-09 19:24:00 来源: 三联书店三联书情

    微信ID:sanlianshutong

    『生活需要读书和新知』


    晚近国人的教育观受到外来思想的深刻改造,对传统私塾与新式学校均有简单化的评判倾向,多视两者为落后与进步、野蛮与文明之争。新式学堂与中土学塾,教育理路存在差异。新式学堂注重实用,将知识分门别类教授,不以一师为范围,学生转益多师,师道尊严大失。旧有学塾强调道德教育,单纯的知识授受,仅是教育的一部分,学塾以一师为中心,所习以老师德行文章为模范,是所谓“师教”。两种教育理路本各有所长所短,并非一方绝对高明。


    无论对科举停废前大量存在的旧式民间学塾,还是从清末到民国所发生的私塾与学校长期的纠缠竞争,亟待进行深入、持平的研究。左松涛教授新著《近代中国的私塾与学堂之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5)竭力重构当年的历史环境与历史观念,重建有关近代中国私塾与学堂之争的诸多重要史实,可为中国追求教育现代性的努力提供多方面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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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式学堂与民间学塾的博弈(节选)


    文 | 左松涛


    科举停止,学堂竞立,人心摇动。1905年,山西举人同时亦是塾师的刘大鹏观察到风气已有替换,认为“下诏停止科考,士心涣散,有子弟者皆不作读书想,别图他业,以使子弟为之,世变至此,殊可畏惧。”


    由于前途不再,以教授举业为主的学塾多有倒闭,塾师出路堪虞。10月22日,刘大鹏在太谷县城聚会,“同人皆言科考一废,吾辈生路已绝”,可谓观感一致。从11月日记开始,刘大鹏不断记录同行停业的消息,11月3日记“科考一停,同人之失馆者纷如,谋生无路,奈之何哉!”12月25日记“顷闻同人失馆者多”,次年3月19日记“去日在东阳镇遇诸旧友借舌耕为生者,因新政之行,多致失馆无他业可为”。


    类似情形,在其日记中不断出现。这不是山西一地情形,可资印证的是,1906年湖北鄂城学子朱峙三也注意到:“县市教书先生今春学生甚少,盖各生家庭均观望城内新开之三堂小学也,纷纷问讯。”


    该处小学堂所招学生,基本在十四岁以上,甚至三十多岁者亦有多人前来报考。《图画日报》则以图文并茂的方式报道清末上海新年出现的新现象,称:“新年已过学堂开,学子莘莘鱼贯来。宝贵光阴休混掷,各将子弟快栽培。新学昌明旧俗除,不须香烛把诚舒。皮包一个携将去,上课钟鸣即读书。讲堂优礼谒先生,脱帽鞠将右手擎。不比昔时须下拜,磕头习惯幼年成。笑煞村儒尚训蒙,赵钱孙李教儿童。一心只望新生至,开馆收来贽见丰。”


    | 《开学堂》,《图画日报》第196号第7页


    一旦失去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稍有风吹草动,塾生也就可能弃学塾于不顾,或转学到一般来说设学地点更为安全的学堂中去。艾芜曾回忆,“我的祖父和父亲他们,对于读书这一道,早已厌倦了,并不希望我在读书方面,有何成就。事实上,科举既没有了,读好了书除了教学生而外,确也使他们看不出读书会有多大的出息。他们不勉强我读书,不鼓励我发愤,我也就趁能偷懒的时候偷懒,马马虎虎地读读算了。心里一点也没有起过大志向。”


    影响所及,部分的家塾、族塾及若干同业公会所办的学塾或改办学堂,或直接停办。例如,温州“自学堂之设,向有之数十金、数百金之家塾,皆不复存立”。族塾设立本意,以培养宗族人才、振兴宗族为宗旨,正如学者多贺秋五郎指出的“实际上宗族教育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国家、民族,它只是为宗族自身。所以王朝交替也好,异族统治也好,族塾并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


    但是,清末废除科举、兴办学堂,宗族、同业公会等办理的学塾也逐渐被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性质发生改变。宗祠等公所机构最为方便办理学堂,是公私两利,朝廷官员及报刊舆论都有一致看法。


    尽管不少民间学塾因为各种原因停闭,但学塾之于学堂,总体上看,优势还是非常明显。新知识人声称学堂的种种优越之处难以落实,而私塾诸多所谓难以克服的“弊端”,在普通民众看来,却并非问题。


    新知识人认为,学堂是陶铸国民的大工场。然而无论是主客观条件都不具备,难以实现,只是空谈。一方面,民众未必认知自己肩负有“国民义务”,也不认为入学堂读书是“义务”之举。有人感叹将“国民义务”这类观念通过演说等手段灌输给民众之难,“你说的话若是程度稍微高一点,他们就不明白了。就让是他明白,你说甚么是爱国,甚么保种的些话,他听着也没有甚么旨味。久而久之,他们看着同讲耶稣教一样的,谁也不去听了。”


    即使同一阵营中的知识人,也不认同学堂是造就“国民”之地说法。1906年,王国维因丁忧回籍浙江海宁,地方绅士上门请其担任劝学所总董,谋划学堂普及。王国维却断然拒绝,理由是“今吾邑已有之校,教员称职者十不得一二……以如此之学校,如此之教员,欲以造就国民资格,盖亦难矣。吾家有儿童及学龄矣,宁委诸私塾,而不愿遣之入公校,其奚以劝人?”


    民众对于兴办伊始的新式学堂,往往视其为固有的义学,是救济贫民子弟之所。浙江湖州民间就将初等小学等同于义学,认为是下流阶层子弟的专利,相戒不入。


    1906年,桐乡知县对乡民演讲的白话文可作印证:


    本县仰遵圣旨,要在桐乡各村,并多设乡学。已经会同学老师并绅士,筹集经费,挑选本地品性极端、文理好的先生,派往各村庄,教导你们的子弟。先生的束修,全在公款里支送,不要你们再出分文。从前逢年逢节应送先生礼物,现在也不一概要你们送格哉。……此番请的先生通是热心热肠,极肯用心教导的,决不像从前的义塾,有名无实了。……快把子弟送到学堂去读书罢,快把子弟送到学堂去读书罢!


    知县苦口婆心劝学,声称学堂的许多妙处,但在民众看来学堂实际都与原有的义学运作非常类似。学堂教习“会同学老师并绅士”挑选而来,义学塾师也多是如此派定,学童家长均无权主动参与选择。学堂不要先生束修,也不收年节礼物,也是义学具有的慈善性。该知县极力说明学堂“决不像从前的义塾,有名无实了”,恰好证明普通乡民的确将“学堂”与义学对应。不但浙江一地如此,内地各地情形如出一辙。据余家菊回忆,清季湖北黄陂“其时小学一切皆公费,且月给零用钱数百(文)。乡人视为平民学校,多不肯入。”


    | 清末学堂


    1908年,直隶视学员调查武清县的学务状况,称该县大良镇人民“知有义塾,而不知学堂之名称”,下九百户村人民“不知有学堂,并不乐闻学堂二字”。


    次年,直隶的视学员注意到学堂与私塾学生精神面貌截然不同,反应出社会不同阶层的分别:“各私塾学生,气象多秀静者;官小学生,气象多粗野者。风气不开,于此可见矣。上中社会,皆以疾视学堂,宁令子弟入私塾,而私塾之人数日加多。中下社会,非不崇私塾,强令子弟入学堂,而学堂之人数日加少。”


    新知识人认为,学堂所教授各种“科学”是营谋生活的最佳场所。实际办理过程中,“科学”威力却极为有限,以致构成学堂形象负面化的要因之一。刘大鹏式旧读书人心目中,大多认为学堂“以科学为随从洋人,有违圣教”,固然偏激,但他们对学堂教授的某些知识不满,却不能说毫无道理。刘大鹏1905年日记写到“学堂者外洋各国之民也,其中一切章程全遵日本之所为,最重测算、技巧、格物一门工艺也。讲求工艺之精巧,非吾人所谓格物,在即物而穷其理也。学术之坏,不知伊于胡底耳。”


    他敏感体察出新式学堂与中土学塾,教育理路存在差异。新式学堂注重实用,将知识分门别类教授,不以一师为范围,学生转益多师,师道尊严大失。旧有学塾强调道德教育,单纯的知识授受,仅是教育的一部分,学塾以一师为中心,所习以老师德行文章为模范,是所谓“师教”。两种教育理路本各有所长所短,并非一方绝对高明。不过,学堂初兴,所谓“科学”大多流于表浅,甚至买椟还珠,在移植、传播过程中变形,不仅可能失去原有精义,甚至格义附会,乃至谬种流传。清末先读家塾,后入学堂的郭沫若后来回忆,学堂课程极其零乱,“凡是新式课目与数学、格致之类,教师都不能胜任。对于我自己在家塾里已经学习过的人尤其不能满足”。他在小学堂、中学堂读书时,感兴趣的仍是固有的经学之类。由于学堂学风糟糕,他“开设接触了人性的恶浊面”、“自暴自弃,吃酒的习惯是在这时养成的”。郭沫若后来所读四川嘉定中学堂,教学比原先的高等小堂更差:


    新开设的中学,更是一塌糊涂,笑话百出。讲地理的人说朝鲜在中国的南方,讲博物的人把乌贼的嘴当成肛门,甚至连讲国文的人,不懂得“望诸君”是乐毅的封号,而讲为“盼望你们诸君”。一位英文教师把日本正则学校的课本来教我们,几个拼音就教了我们半年。在这儿不是读书,简直是养老。


    即或学堂教授的“科学”较之民间学塾所学要精深高明,但多数学生毕业之后,其学问在社会生活中很难发生作用,成为无法实践的屠龙之技。1908年,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原南洋公学)斋务长陆瑞清撰写《学生服劳说》一文,论说学堂学生不适应本土社会。新知识人对兴学堂以救亡本寄予很大希望,此时希望却逐渐转变为失望。文章首先指出学堂虽未遍设,但数量已多,“沿海各省邑各数十矣,府各数百矣,其学童之列籍者更数千数万矣,民智稍稍开,科学稍稍具矣”。但是“试问国也族也家也,其可免于亡焉、灭焉、丧焉否?曰,仍付不可知之数也。”答案是“学生大半皆惰逸者也”,追索原因,主要是学堂风气所致,学生所学“科学间有精深,而豪华之意气深印于脑纹,一见旧社会之状态,皆以野蛮目之”。在毕业之后,难以得到社会认可,“某邑高等小学学生数十人,毕业后介绍入商。不三月,而尽行见逐矣。商界中人誓不收学堂学生为徒弟。某女学校之某某出嫁后,不知烹饪、缝纫之职,而见恶于翁姑,贻笑于戚族。某镇之人誓不娶女学生为媳。”陆瑞清建议,学堂课程应作改变,学生要从事劳作,“女子中学则于正课手工之外,加应用之缝纫、烹饪焉”。只有这样,学生毕业后“其能力足以应用,其见解足以识时,其处置得宜己,合适者生存之公例,决不见绝于人群。”


    这篇文章首先在《申报》刊出,又在四川《广益丛报》登载,两年之后,还作为商务印书馆所办《教育杂志》的“社说”出现,其指出的问题深中肯綮,又难以轻易解决。可见,清末的学堂多与普通人群相隔阂,见绝于实际社会生活。


    | 1904年外国传教士在甘肃平凉创办的中西学堂


    无独有偶,几乎同时有名为董云龙的北洋师范学堂学生上书当局,指陈普通乡民仍送子弟入读私塾,宁愿废学也不入学堂的缘故。他注意到,直隶宁河县小学堂忽视学生的习字教育,所学的“算术”,仅停留在纸上作业的笔算,而不讲习生活需要的珠算。学生毕业之后“写不能写,算不能算”,“其无力入中学者,欲就他种职业,每不免有所遗憾”。他以自己以前任教私塾的经历为例说明,最初教书时,以“读书、习字、作文三必要”,但当地乡下人情却以“能写能算”为尊贵,因此前来就读的学生寥寥无几。揣摩之后,“于三必要中特重习字,又创设珠算教授法”,来学者逐渐增多,年胜一年。


    新知识人宣传,塾生在私塾读书多年,国文不通,学堂的成效较为明显。然而,经过短暂实践,情况恰好相反。1907年,《中国日报》有文章指出广东学堂中琳琅满目的各科教学,实际只有形式而无内容,“若夫所谓学堂者,则大率虚声纯盗,袭外貌而不计实功。新学既未贯通,旧学转致抛荒。其学科则贪多务得,以耀外观,其章程中如物理、图画、天文、地理、唱歌等等,五花八门,有如赛会。究其实,则教物理者多不通算术,教图画者只合儿戏,有学科而无教员,亦何必以多为贵也。”而私塾科目虽少,但至少语言文字教学基本过关,“夫寻常蒙塾,如谚所谓子曰馆者,其胡闹者固居其大多数,然亦不无认真训迪,令儿童粗解国文。虽学科未备,新学欠缺,然通解国文,乃中国人之本务。”两者对照,差别明显,“迩来小童入校数年,而国文多全然不通,反不如蒙塾之奏效者”。文章的结论是小学堂学科应归于简易。


    《中国日报》为同盟会香港分会的机关报,素持革命立场,撰文者当非守旧之人,其说法较具客观性。这一观察,多有旁证可资参证。1909年,京师举行高等小学毕业考试,不仅“经学、国文无一佳卷”,而且“各堂学生于经学、国文殊少合格”,最后追究原因,在于“均系教授未能认真之故”。


    学生经学、国文程度急剧下降,旋即引起督学局、学部注意。1909年,《教育杂志》刊出评论,报道扬州办理学堂之人,却不让其子弟到学堂读书的怪异现象,“某君言,正初返里,偶遇学堂职员数人,谈及学堂办法,某君告以欲令子侄入某某学堂。群阻之曰,学堂绝无成效,万不可进去。余等非期君,余等之子弟固不令入学堂也。某君久在申,固知学堂之益者,闻言颇骇异。诘其故,答曰,学堂不主背诵,不施夏楚。君试思,读书而不背诵,果能记忆乎?不施夏楚,学生果有畏惧乎?吾恐入学堂数年,将字亦不识矣。君疑我言乎?君试往吾校一观即知其故矣。余与君至好,故进此言,愿留意焉。”

     

    郑超麟的后来回忆,印证此事不假。他生于清末福建龙岩书香之家,其幼年学习经历是:“本县已经有了官立小学堂(入民国后改名县立小学校);祖父是校董之一,父亲是会计,是校产管理人,但很奇怪地没有允许我们兄弟进学堂读书。学堂已经毕业了甲、乙、丙、丁四班,我们和若干同地位的人家还在私塾读书。”

     

    1910年3月20日,《申报》“清谈”栏目发表时评称:“人家儿童,每有入学堂一二年,转返而延师课读者。此其何故欤?岂不以学堂教法未善,儿童之就学者,有纷心而无进步,其父兄乃翻然变计欤?凡有教育之责者奈之何弗思。”

     

    作家艾芜回忆自己经过在其祖父所开办的私塾一年的学习,读完了“四书”和《诗经》,“在乡下人看来,一年能读这么多的书,那是比新式学堂划算多了。在新式学堂至多只能读六本,两本国文,两册修身,两册算术。而且都是薄薄的。而且算术在他们眼中,还不能算是书呢。”

     

    学堂教学不主背诵,重视讲解,对于理化科目的教学比较适合,但对于汉语识字阶段的教学而言,若不注意成诵,教学效率明显不高。利用儿童机械记忆力强的特点,不断重复、大量识字,是私塾在识字教学上比学堂高明的地方。

     

    不仅在知识层面,学堂脱离了本土社会,就是日常生活也体现出有所区隔。作家穆木天回忆自己童年的经历,对清末吉林学堂的恶感犹在,称:“巡警队与洋学生,这是当时的二横。我永远不忘的,就是那些学生好打人,就是军警都怕他们呀。学校门口,挂着两根红漆的军棍和四个虎头牌子。所谓虎(头)牌子者,是一个长方形的木板,上边是画着一个横横势势的虎头,下边是四个红圈圈,每圈里是一个大大的黑字。那四个虎头牌子上的字语是‘学堂重地,禁止喧哗,倘敢故违,定行究办。’每天,学生大概是不读书,除一二一二地下体操而外,就是聚在门口,一边吵闹着,窥视着行人,如果有人走过来——当然,对士绅们,学生是不敢问津的——学生就开玩笑,说屁话儿,如果反抗或者是不能静而受之的话,那他们可真是要‘究办’了。几个学生按着,乒乓地就是二十军棍啊!”比较起学堂印象,穆木天“在私塾,寂寞虽是寂寞,可是没感受着苦楚”。  

     

    1910年就读于绍兴府中学堂的吴耕民,70年后的回忆学堂的“威严”,还是记忆犹新。该学堂“门口左右悬挂有威风凛凛的虎头牌各一块,上书‘府正堂示:学堂重地,闲人莫入’。并于其上各挂黑皮鞭一条,以示专制威风。”有来自乡村的学生家长到校探视,“因不明进门规则,直冲而入,就被猛打几鞭,痛苦难受,哭诉于其儿”。

     

    学堂在空间上自我隔离,有意无意对民众造成心理的紧张与压迫,见诸后来不同地域人物回忆与文学作品的描写,当是其时一般通行惯例。在清末的各种画刊里,也不难发现就有被迫捐资助学的民众仅因为有人着“学生装束”就大打出手的报道,如下图所示:

     

    | 《仇视学界》,刊《图画日报》第四册,戊申年二月份(1908年3月)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私塾与所在地域有紧密联系,提供多种类型与层次的服务,成为民众生活的重要场域。清末下层社会,对于私塾与学堂的不同观感,民国时期教育家舒新城还有深刻印象,前者的存在,“乡间的人民都无形中感到一种光荣,而学塾与人民之间,不独无后来学校与人民的隔阂或仇视,且成为彼此不可分离的友谊”。


    再揆诸史料记载,也可证明。光绪六年所修广东《清远县志》记,该县“敬重师长,处处皆然,而潖江更厚。馆于其乡者,虽无子弟从游,亦具鸡豚款待。”何以“无子弟从游”,未必富裕的乡村民众还肯“具鸡豚款待”,将塾师奉为上宾?除了一般尊师礼教风习之濡染外,即有其他缘故。


    | 《教读臼舂》,选自《台湾番社风俗》,约绘制于1744至1747年。此画可见中国民间学塾教读与普通人的劳动生活并无空间上的区隔


    首先,私塾除了是教学场所外,还可能具备提供有关文字、礼仪等多种服务功能。陈炳权回忆,其父亲清末时在广东乡间开了一家小商店。商业往来,日有赊欠,必须记帐。陈父不识字,“乃时携帐簿,往本村私塾请教馆先生代记”。


    私塾这种文字上的服务还包括:代写往来书信,婚丧嫁娶的关书、讣告及楹联等,书写商业买卖的契约合同,承做见证、中人,等等。清末湖南溆浦,日常的婚丧喜庆,“也得请先生选择日子,且作上宾”。


    四川成都学塾中的“大学生”也经常参与的民间的丧葬活动。据艾芜的回忆:“学校里面那些大学生,他们不仅唱歌,还用很小的本子,记下一些诗句。这多半是准备到丧礼人家去歌吟使用,他们记录的诗句,全是关于追念父母和哀悼亡魂的。我们乡下的风俗,有钱人家死了父母,总要在下葬的前夜请教书的老师,指导祭奠,请读书的学生,登台歌吟,事后则都酬以礼物。因此学校里的大学生,极喜欢做这样的事情,只消诗句背得,声音又好,就可以愉快地胜任了。”


    这看来是一种流行较广的习俗,因为直到民国初年,在广西桂平县的乡塾之中,仍有仪表端正、声音洪亮的塾生还在帮助丧户处理祭奠礼仪之事,“故丧家行奠,辄于童塾中聘二人为赞礼读诔,名‘礼生’”。  


    其次,私塾也可能是地方乡里的“娱乐”与“信息”中心。特别是在乡间,娱乐场所比中心城镇为少,信息传递较为落后,相对见识较广的塾师成了掌握各种信息来源的关键人物。舒新城回忆,在溆浦乡村,每当吃过夜饭,“先生的房间或者佛堂的天井中总是坐着本乡的老人和少年,围着先生听他讲说唐,讲水浒,讲三国演义,讲包公案,讲荡寇志以及其他的种种故事。”


    不少塾师说部知识丰富,还有个案可以证实。学者王尔敏翻检晚清民初香港塾师翁仕朝藏书,不仅如《三国演义》等名著多有留存,极冷僻稀见小说如《顺治过江全传》、《吉祥花》、《绘图李公案奇闻》、《绘图蓝公案奇闻》等,所在皆有。


    当然,在清末新知识人看来,这类行为往往“不自量力,好为人师,非徒无益,而又害之”。一则1908年3月的《图画新闻》就有如此绘画报道:


    | 《村学究》,刊《图画新闻》第四册,光绪戊申年二月份。图画中的文字有:“绍兴吴某,略识之无,酷好迷信。近在李家埭设立私塾,每晚弹唱艳词,演说宝卷。男女老幼閧聚一堂,未知绅董有所闻否?”


    再次,私塾还可能是当地医疗场所。部分塾师通晓医术,有的医生也是塾师,不少塾师在教学同时,还为居民看病。例如,乾隆朝贵州塾师黎安理,在名为白果庙的地方设馆,待遇微薄,“修脯未及二十金,不足供用,乃馆中夜医市药”,“遇场期趋市者便道求药,辄售之,亦多奏效,颇获利十余金。”


    从其自撰年谱可知,他经常在设塾地点行医,看病收入几乎与教学收入相等。翁仕朝在新界开设了名为“长寿堂”的药局,他的藏书中有传统医书印本、手抄本达112种,儿科、妇科等各科均有。


    还有,私塾还可能是当地民众的利益代理机构与调解处所。塾师出面代表居民与地方官府接洽、沟通是较为平常之事。顺治朝名为翁叔元的江南士人自称,其族叔延请他为塾师,用意并不在教授其子,“其平居以武断为事,欲因之以谒官长,索乡里”。他只是为保全名声,才予以拒绝。

     

    乾隆朝安徽南陵县,“延塾师以能呈状者优其俸,长幼又慢亵无礼,以是讼狱繁兴”。官员大为头痛,特别颁布《塾学条规》,禁止塾师干预诉讼。


    可见,清代的塾师,尤其是有功名者,参与到与官方打交道的事务中去。见闻较广、地位较高的塾师,相比一般普通百姓,更能让地方官员有所忌惮。除此之外,塾师多参与民间的调解,“平常遇着乡间有什么重大的事件和争执,总是请先生代为解决”。


    甚至有塾师还凭借着对儒家经典的熟练掌握,自认或者被他人认为具有超自然力量。清末《申报》报道山东塾师所作所为:“近闻潍县临境均得大雨,惟该县尚未泽及。日昨有秀才丁文博、蒯铭旗等纠合同人数名,率其门徒前往西关,设坛祷雨。按五行排列八卦,各执《易经》一本,其门徒各执《孝经》一本,高声朗诵。读毕则焚秘符数张,大呼太上老君急急如令来。”这当然趋于极端之举了,但正是私塾在本土社会的重要的一个旁证。


    如前所述,部分清季趋新知识人努力宣传及致力建设由国家掌控、垄断的新式教育体系,所谓“政府之干涉教育,亦其义务所在也”、“今日各国学堂之兴盛,吾等方惊叹不已,以为无政府提倡之力,不至于此矣”。


    但官方力量的进入与主导,犹如双刃剑,在推动学堂扩充、发展的同时,也切断了学堂与本土社会的充分联系。学堂的地位不是源于基层认同,而是由官力、官威来维持,成为一种狐假虎威。


    以学堂教习为例,其由上级派定,完全对教育行政当局负责,并不由学生家长根据固有风俗习惯、人情事故遴选、礼聘,这是学堂与私塾的一大差别。不仅普罗大众不认同,就是有所坚持本位传统、不以外来即为进步的知识精英也认为,这种制度并非天然合理与合情。章太炎批评官办学堂难以培养人才,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现在教习,对着提学使,隐隐约约有上司下属名分”,“别国虽然也有这一个风气,原不能说是好制度”。章氏评说四川提学使赵启霖免除廖平教习之事,廖平学问好,却“屈意去做高等学校的教习”、“去做提学使的属员”,因此“自取其咎”。


    有革命意识的知识人,同样对学堂人事由官方任免强烈不满。由于官府所用之人,在急进青年看来,多是顽固保守之人,不能服众。学堂成为各种矛盾汇集之所,是革命与不革命乃至“反革命”激烈斗争之地。清末获得举人功名,后投身办报,办学的钟荣光即认为“每立一学堂,其总办则某观察、某太守也;总教习则某太史、某进士也。仆不敢谓此辈之尽无用,但不解学堂用人,何必限定此数项人脚而为首领。其瞻循情面耶?将调剂闲员耶?抑借其资望而坐镇雅俗也?要之,此辈大半非带士人迂腐之气,即蹈官场油滑之习。凡教习之曾受文明教育者,必不乐与同事,其低首下心于大老爷之前者,必无品或无气之人,但为薪水计,于教育全无心肝者也。”钟荣光称“自由者,吾人之生命也”,学生在学堂中不服官派之人“时时冲突,学必无成”,而“学生服,则人格可知,学成亦一黠奴而已”,因此“万万不可依赖政府”。 清廷注意兴学,本有便于维护统治的考虑,未必真能认识其中重要价值与意义。


    始料未及的是,学堂学生后来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激进洪流,并与革命党合力,学堂成为冲击清廷统治的第二条战线。1907年,巡警学堂监办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清廷对于革命党以学堂为掩护,大肆活动,惊恐不已。为消除隐患,清廷要求学堂加强朔望宣讲《圣谕广训》,进行忠君爱国教育,以肃清革命排满之说,另则悄然改变兴学办法,缩减规模,对已有学堂进行甄别整顿。规定“嗣后苏、浙、皖等省官立学堂,只准照现在已立者办理,不得再有添设,因该三省毗邻接壤,恐为逆党熏染”。并且,学堂经费不准动用正项开支,只以杂款使用。


    湖南提学使吴庆坻上任之后,“大为取缔公、私各学校,以冀学说革命风潮稍缩”,但在革命党人看来,越是压制,更易反弹,导致“人心愈激昂,愈滋众矣”。吴庆坻等人入民国后,以遗老自居,并将兴办学堂视为伤心亡国史。这并非是吴氏一人私见。早在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爆发,清廷覆亡在即,朝廷就有高官将责任归咎于办理新式学堂得力的“两张”。恽毓鼎在日记中大加痛斥:“今日大局之坏,根在人心,而人心之坏,根于学术。若夫学术之坏,则张之洞、张百熙其罪魁也。二张之昧良心,何尝醉心新政,直热中耳。因热中而甘心得罪圣贤,得罪宗社,他日公道犹存,非追官削谥不可。”恽氏将清廷面临危局(写日记时尚未垮台)的原因归结为学术与教育的崩坏,虽然从后见之明的角度来看,相当保守反动。但回到当年历史情境,这一归因又多少有些识见,算是找对了怨家债主。



    《近代中国的私塾与学堂之争》

    左松涛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5

    ISBN: 9787108058270 定价: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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