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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辛德勇:元白流行诗与印刷术在世俗社会的扩展

    2016-11-28 19:32:00 来源: 三联书店三联书情

    微信ID:sanlianshutong

    『生活需要读书和新知』


    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中记述说,唐人曾“模勒”他和白居易的流行诗篇,用力鬻卖,明人胡震亨和清人赵翼始将其视作有关中国书籍施行雕版印刷的最早记载;这一观点,经岛田翰、叶德辉、王国维等人阐释,现在已经得到绝大多数中国学者的认同。实则所谓“模勒”,是指勾勒,亦即影摹书写,与雕版印刷本来毫无关系。由此进一步探究,还可以发现,中国早期书籍雕版印刷技术在世俗社会的传播扩散过程中,由字书、韵书等基础教育用小学书籍,到科举试赋的范本,再到儒家经书,是一条相互连贯的递进序列;社会教育,特别是科举考试,是促使印刷术由宗教及其邻接领域向世俗社会全面传播扩散之最重要的驱动力。



    ▲ 西安市西郊柴油机厂出土《大随求陀罗尼经》


    文 | 辛德勇


    若是依据早期所刊刻印刷品的性质,来追寻中国书籍雕版印刷术产生的直接原因,则不外乎道教、佛教信徒的宗教活动与世俗的科举考试这三大类需求,对此,我拟另行撰文,专门进行讨论;在这里只是想要说明,在元稹和白居易所生活的时代,社会上还没有如此强大的需求,足以促成雕版印刷其诗篇用以贩卖


    唐代是书籍雕版印刷技术的肇始时期,印刷技术应用的范围,从出现到扩展,应当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就目前所知,反映唐代雕版印刷书籍最早年代比较可靠的证据,是一卷雕版印刷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这卷佛经由唐朝传入新罗,并一直被保存在今韩国庆州佛国寺的释迦石塔中,综观目前已有的研究,大多数学者认为,其刊印年代,应当在武周长安四年(新罗圣德王三年,公元 704年)至唐玄宗天宝十载(新罗景德王十年,公元 751年)之间。以往的研究表明,终有唐一代,在释、老两教之外,传世文献中有确切记载和在出土文献中得以证明的世俗读物印刷品,只有历日(即历书)、常用针灸方术(敦煌所见《新集备急灸经》)、民间仪式应用程文(敦煌所见《崔氏夫人训女文》)以及韵书和字书等小学书籍。


    ▲ 韩国庆州佛国寺释迦塔秘藏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局部)


    1930年,向达在提出“模勒”并非雕版印刷说两年之后重又论述唐代雕版印刷时,对雕版印刷发明初期其应用范围的传播扩展过程,做过很好的论述,即谓“中国印刷的萌芽,自然也同各国一样,发源于寺院。至于由宗教转入世俗方面,过渡的东西如历本之类,大约就是其中的一种”。这实际上已经找到一条梳理早期书籍雕版印刷发展脉络的正确思路。可是,周一良在二十多年以后重又论述这一问题时,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居然根本没有参考向达的相关研究成果,而是依然承用赵翼以来的成说,视唐人“模勒”元、白诗为雕版印刷,并从中总结出了中国早期印刷术是“从印刷诗歌渐渐又推广到历日”的传播路径。元、白流行诗篇既然如前所述在当时未曾雕印,向、周两位学者孰是孰非,也就显而易见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向达并没有依循他的这一思路,从中国早期印刷术的传播扩散过程这一角度,来估价将唐人“模勒”元、白诗一事视作雕版印刷的不合理性。


    历本涉及吉凶时日的选择问题(特别是今于敦煌文书中所见雕印本“历书”,实际上应属于后世“玉匣记”一类的“通书”,亦即所谓“具注历”,与朝廷颁布的普通历书性质有明显区别,更是专用于趋吉避凶),确是纯属道教刊印阴阳杂术书籍的自然延伸,日常通用的针灸方术和民间婚丧礼仪仪式中的应用文字,因与世俗应用的道教方术仪轨密切相关,所以,也应同样是缘此衍生而来;而韵书与字书等小学书籍,则是世俗文化教育所必需的最基本读物,除了先行出现之佛、道两教印刷品的影响以外,传统儒家教育特别是科举考试的需求,也是其得以刊刻印行直接的动力。只是这类小学书籍,层次依然很低,并没有脱出民间日用的范畴。后来循此脉络,继续发展,才在后唐时大规模开雕《九经》。


    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有关小学书籍印本的记载,都出现在唐懿宗咸通三年( 862年)之后,这已经是元稹撰写《白氏长庆集序》一文接近四十年以后的事情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若是很早就出现雕印鬻卖元、白诗作的情况,其性质与同时期其他宗教读物差别甚大,将显得非常突兀,恐怕不够合乎情理。


    张秀民曾提到徐夤的《自咏十韵》一诗,作为五代刻书的事例。徐夤此诗相关部分内容为:


    只合沧州钓与耕,忽依萤烛愧功成。未游宦路叨卑宦,才到名场得大名。梁苑二年陪众客,温陵十载佐双旌。钱财尽是侯王惠,骨肉偕承里巷荣。拙赋偏闻镌印卖,恶诗亲见画图呈〔使宅行夤回文八体诗图两面,庚午秋使楼赴宴亲见,每一倒翻读八韵也〕。……僧俗共邻栖隐乐,妻奴同爱水云清。


    徐夤(案“夤”又作“寅”)为福建莆田人,唐昭宗乾宁元年( 894年)进士,登第后授秘书省正字,同年途经大梁返归闽中,依王审知为宦。诗中“才到名场得大名”,应是指其科举考试中第并受到赏识事。“梁苑”即梁园,为大梁自汉以来的名园,故“梁苑二年陪众客”,是指徐夤归乡途中在大梁朱温处滞留的事情。唐代节度使辞阙赴任,朝廷依例“赐双旌双节”;“温陵”是福建泉州别称。徐夤自大梁返闽,初居王审知幕下,但未几即因王氏礼待简慢,拂衣归隐于乡间,及“王延彬刺泉州,每同游赏,及陈郯、倪曙等赋诗酣酒为乐,凡十余年,求还所居”。故“温陵十载佐双旌”一句,应当是指徐夤在福建泉州从节度使王延彬游乐事。徐诗自注提到的“使宅”、“使楼”,宋人所见传本作“温陵使宅”,自然是指王延彬的宅邸。徐夤《自咏十韵》诗自注谓“庚午秋使楼赴宴”亲见自己所作回文诗图,此庚午年为后梁太祖朱温开平四年( 910年),由此可知徐夤自王延彬幕下退隐乡里并撰写此诗,都应在这一年之后。但不管怎样,李唐王朝都是刚刚覆灭未久,如下文所述,诗中提到的镌印鬻卖其赋的事情,更有可能是发生在唐代,所以不妨将其视作唐代雕版印刷的例证。因此,或许有人会引据此事,来印证唐人雕版印制元、白诗的合理性。


    ▲ 明末毛晋汲古阁刻本《五代史补》


    元稹、白居易的诗,与徐夤的赋,看起来性质似乎非常相近,实际上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元、白二人播诸四方的“元和体”诗歌,虽然受到比较广泛的欢迎,但毕竟与功利没有直接关联,求索者只是出于一种喜好,从而也就未必过分迫切;同时,仅仅作为一种欣赏,传统的阅读习惯,也更容易阻碍其接受新生的雕印读物。观元稹《白氏长庆集序》,可见其借序白文而自相夸耀的意愿,跃然纸上,所说是否会有言过其实的地方,似乎还可以悉心体会。如元稹谓白诗当时“缮写模勒,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而在自注中说明其所谓“处处皆是”时,实际的范围却被限定为“扬、越间”这一很有限的地域之内;逮至五十多年之后,随从僖宗銮舆入蜀的柳玭,在成都贩卖流行书籍的书肆上,却不仅没有见到元、白诗,也没有见到任何一种同类读物,说明这类读物的流行范围,还应当限制在一个特定的群体之内,即一部分钟爱其诗且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恐怕不会像元稹所描述的那样普遍。


    陈寅恪研究指出,元、白二人在社会上广泛流行的“元和体诗”,实际包括两类诗作,一是“次韵相酬之长篇排律”,一是“杯酒光景间小碎篇章”。前者历代所无,系元、白始创,新奇且易于仿效,适于儒生雅士相互酬唱;后者固然本是“杯酒光景间”抒情遣怀之作,为文人聚会恒所必需,亦为世俗所喜闻乐道。这些诗固然风行一时,但是它所传布的人群,似乎可以划分为两大不同类别。一类人乃如元稹所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的“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这些人不仅普遍需要阅读元、白的诗作,而且其中某些人还会冒名赝作,以“苟求自售”,即不但要买市场上“缮写模勒”的元、白诗,并且还要将自己的一些作品“杂乱间厕”其中以事售卖。另一类人是元稹所说“王公妾妇、牛童马走”等诸色所谓“市民阶层”人物,这类人大多应是目不识丁的文盲,只能是循声吟诵而已,根本没有能力阅读,即如众所熟知白居易本人讲到过的那位以“赋得白学士《长恨歌》”而身价大增于侪辈的长安妓女,就应属于此类人物,因为假若其识得文字,念唱或是背诵一番《长恨歌》本应是很平常的事情,何以竟值得如此夸耀?这样一些人自然也不会有购置元、白诗作的需求。明人胡震亨在论述元、白诗的流行程度时,曾经提到下面这样一条史料:


    初疑元相《白集序》所载未尽实,复阅《丰年录》:“开成中,物价至廉,村路卖鱼肉者,俗人买以胡绡半尺,士大夫买以乐天诗。”则所云交酒茗者,信有之。


    案胡氏所见《丰年录》,为唐人著述,后唐冯贽编纂的《云仙散录》曾收录有同样内容,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在引述同一内容时则明确标示有这部书的撰著年代。这一记载清楚反映出,对于“俗人”与“士大夫”这两类完全不同的人群来说,形诸文字的元、白诗篇,其意义和价值也是完全不同的,即普通市井间人手中并不持有热卖的白居易流行诗篇,而卖鱼肉者所收下的乐天诗作,自然还只能转卖给识文断字的“士大夫”,而不会卖给绝然不通文墨的“村路俗人”。


    除了那些追慕时尚的新近少年之外,在知识阶层的主体特别是入仕官员当中,元、白诗的际遇就不那么显赫了。白居易本人在元和十年写给元稹的信中,就清楚谈到,其所作讽时感事之诗,闻者往往“众口籍籍,已谓非宜”、“众面脉脉,尽不悦矣”,甚者乃至使“执政

    柄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真正能够领会并赏识乐天作诗旨意,“其不非我者,举世不过三两人”而已;元稹亦自言其诗作中“感物寓意,可备矇瞽之风者”,因“辞直气粗,罪尤是惧,固不敢陈露于人”。当时更有一些文人,将他们二人撰写的那些“纤艳不呈”之诗,视同“淫言媟语”,直欲“用法以治之”;而这种厌恶嫉恨情绪已不仅仅限止在某些卫道士的私下言谈议论范围之内,事实上,白居易被贬谪为江州司马的罪状之一,便是所作“《赏花》及《新井》诗,甚伤名教”。因而,对促动制作流行诗篇售卖牟利的社会需求以及由此引发的商业动力,也不宜估计过高。


    其实,仔细斟酌分析前面胡震亨引述的《丰年录》的记载,还可以看出,这些元、白诗卷既然被士大夫用作交易鱼肉酒茗的货币,就绝对不可能是成批复制的雕版印刷品;假若确是那样,雕印诗篇岂不成了印制钞票?官府又岂能听任不管?即使是以笔书写的元、白诗篇,其实际用以交易流通的数量,也不宜估计过高。正因为时人以手工所缮写者数量亦很有限,供少于求,到手后很容易变换成钱,售卖鱼肉酒茗者才会乐于收取这些诗卷。元稹辞世后,白居易为其撰写墓志,在叙述元氏生前其诗作在社会上广受欢迎并普遍流行的程度时,曾明确写到这些热门诗篇的流布方式:


    (公)尤工诗,在翰林时,穆宗前后索诗数百篇,命左右讽咏,宫中呼为“元才子”;自六宫、两都、八方,至南蛮、东夷国,皆写传之,每一章一句出,无胫而走,疾于珠玉。


    文中“皆写传之”四字清楚表明,元氏某些流行诗篇能够以“疾于珠玉”的速度风行世间,传布范围上自皇宫内廷,下至八方士庶,乃至周边邻国,实际完全都是依赖手写抄录,并没有采用过其他效率更高的复制方式。白诗与元诗一道相并流行,元诗如此,白诗自然也不会另有雕版刷印的传布途径。今敦煌所见唐代流行的元、白诗作俱属写本,也可以为此提供佐证。


    唐代进士考试之偏重诗赋,始自玄宗天宝末年,而至德宗贞元中叶以后,试赋尤显隆盛。这一时期的试赋,不仅在形式上已经显现出后世八股制义的端倪,而且在进士考试中的重要性,也与明清时期的四书文制义差相仿佛。在这样的情形下,未第士子,自然需要着力揣摩模拟那些名进士所作的赋。在这一方面,白居易本人的经历,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证。据白居易自述,他在为考取进士而“苦节读书”之时,时间的分配,乃是“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习练作赋,显然最为耗费神力。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中,开篇即谓白居易在中第后,名声大噪,其所作《性习相近远》、《求玄珠》、《斩白蛇》诸赋,随即为“新进士竞相传于京师”,“为时楷式”。只是当时雕版印刷,施行未久,还没有辐射到这一世俗领域,人们只能传抄阅览。白居易撰有《赋赋》,叙唐人所试之律赋,其中有“增纸价于京师”之句,就是形容人们竞相写录名家试赋的情形。


    显而易见,这种功利性需求的普遍性、强烈性和迫切性,都要大大高于闲适间吟咏元、白诗歌的喜好(唐人进士考试中的“诗”,是有特定形式和内容的应制诗,与明清时期的试帖诗相类似,而与元、白流行的“元和体”诗毫不相干),宋人欧阳脩尝谓“自科场用赋取人,进士不复留意于诗”,就很清楚地反映出当时在世俗功利面前诗与赋的轻重对比关系,而这种强烈的功利性需求,正足以逾越传统阅读习惯造成的障碍。所以,当书籍雕版印刷技术向世俗社会扩展时,除了民间日用工具性书籍,理应率先施用于印制这类读物。徐夤在诗中讲述到的他的赋被镌印贩卖这件事情,正是为此留下一份极为珍贵的记录。


    ▲ 文化十三年日本京都书林葛西市郎兵卫等刻《宋三家诗话》本《六一诗话》


    徐夤在进士考试时,即因所试《止戈为武赋》中“破山加点”、“拟戍无人”诸句为主考者激赏而中第,成为一时“知名进士”,后“尝作《人生几何赋》,四方传写,长安纸价为高者三日”;其在大梁客居朱温幕府,亦因所献《过梁郊赋》,深得朱氏赏识,相传:“梁祖览而器重之,且曰:‘古人酬文士,有一字千金之语,军府费用多,且一字奉绢一匹。 ’”徐夤在闽中依从王审知时,还遇到渤海国来访的前辈,告以渤海人得其《斩蛇剑》、《御沟水》、《人生几何》诸赋,“皆以金书,列为屏障”,可见其在作赋方面声名远播的程度。对此,徐夤本人,也是自负不已。他在晚年隐居时,忆及这一风光事件,曾赋诗自我标榜云:“赋就神都振大名,《斩蛇》工与乐天争。 ”夤族孙师仁,亦夸耀徐夤所撰《人生几何赋》,直到南宋初年,依然“脍炙人口”。


    徐氏既是这样一位作赋的名家高手,世人自然要竞相赏析揣摩其作品。这时,书籍雕版印刷技术已在佛、道两教和民间生活领域应用很长一段时间,引入儒家上层文化领域的条件,基本酝酿成熟,于是,便有商人因应时势,雕印贩卖徐夤的赋作。依据这样的缘由来推断,徐夤上述诸赋被镌印贩卖,似乎更有可能是在其乾宁元年进士及第之后未久的时候。因为科举考试中考官取士对文章风格的好尚随时而嬗变,新科进士的名赋,显然更值得应考士子模仿,前述徐夤自我夸诩“赋就神都振大名”,正是表述其中举后所作诗赋在京师播诸人口的情形。宋人高文虎在《蓼花洲闲录》中谓时人有著述提到,北宋大中祥符年间,科考唱名后即有印卖状元赋者,此时赵宋王朝立国也不过刚刚五十年上下,雕版印书,在世俗社会还远远没有达到广泛普及的程度,可见雕印贩卖这类应试用赋名篇范本,确实很早就有十分迫切的社会需要,徐夤赋作之被雕印鬻卖,正是为其开启先河的行为;同时,它也是书籍雕版印刷在世俗社会中,由韵书、字书等小学类基础教育书籍,向《九经》这样的儒家经典扩展过程当中的一个中间环节。在这一链条当中,科举考试的功利需求,是连接各个环节的核心神髓。不过,这还只能说是书籍雕版印刷术进入世俗社会儒家上层文化的初步过渡。镌印名家试赋,其性质与后世书坊刊刻的制义文范本基本相同,而这类制义文范本的文化层次,显然并不很高。


    依循这样的思路,来分析书籍雕版印刷技术的传播扩散过程,可以看到,唐末刊印贩卖徐夤赋作一事,不仅不能用作唐人“模勒”元、白诗系雕版印刷的佐证,而是恰恰说明,在徐夤之前的元、白时代,还不大可能去雕版印制这类闲适读物。退一步讲,即使不考虑“模勒”元、白诗与镌印徐夤赋的性质差异,后者较前者至少已迟晚近八十年(徐夤中第后其赋才有鬻卖的价值和市场),在这期间,雕版印刷技术若是有所传播扩散,也自在情理之中。所以,同样不能用来印证唐人之“模勒”元、白诗有可能为雕版印刷。


    2006年5月6日初稿

    2007年7月29日改定

    原刊《历史研究》2007年第6期


    *文章节选自《中国印刷史研究》(三联书店 2016年11月刊行),原标题“书籍雕版印刷技术在世俗社会的传播扩散过程与元白流行诗篇的复制方式”。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与微信后台联系。




    《中国印刷史研究》辛德勇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11
    ISBN: 9787108056207 定价: 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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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联书讯 | 2016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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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彻底牺牲现实的结果是艺术,把幻想和现实融合得恰到好处亦是艺术;唯有彻底牺牲幻想的结果是一片空虚。——《恋爱与牺牲》傅雷译序



    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商”与“盗”

    文 | 李伯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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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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