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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复关谈判第一人”沈觉人:当年用估计的GDP谈判,放胆谈市场经济

    2016-11-28 02:34:00 来源: 上海观察

    今年有点特别。15年前的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第143个成员;整整30年前,中国启动漫长的复关入世谈判。近几个月来,“首席会客厅”栏目访问了多位老部长、老谈判代表,今天起推出“入世15年高端访问”系列,听老人们聊聊有趣往事,说说由衷感悟。



    85岁的沈觉人衣着讲究,白发纹丝不乱。坐在商务部的一间会议室,和我聊起30年前的往事,人名地名信手拈来,与实际年龄形成不小反差。

     

    从1986年提出复关申请,到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在那15年的复关入世谈判中,中国先后有四位首席谈判代表,分别是沈觉人、佟志广、谷永江和龙永图。因此,沈觉人有“中国复关谈判第一人”之称。

     

    沈觉人当首席谈判代表的那五年,经历了试探摸底、递交申请、东角谈判、应询答疑等阶段。其中,既有全面参与乌拉圭回合谈判的喜悦,也有1989年跌入冰点的困局。

     

    对于那五年,沈觉人有很多故事,也有不少感慨。他常说,任何国际间谈判都要学会让步与妥协,而入世带来的最大变化是,中国人看问题有了更多的世界眼光。

     

    时值中国启动复关谈判30周年,以及中国入世15周年,与沈觉人聊聊那些有趣的往事,听听一位老人的心声,应正当其时。

     

    (本文作者与沈觉人合影,左为沈觉人)

     

    沈觉人档案:1931年出生于浙江省嘉兴县。1950年曾就读于南京大学,195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即进入对外贸易部工作,曾任外贸管理局局长、部长助理、副部长、华润集团董事长。1986年至1991年,任中国复关谈判代表团团长。

     

    美方第一次试探:“楼上有另外一位助理贸易代表想见你,他是分管关贸总协定事务的。”

     

    高渊:你被尊为中国复关谈判第一人,最早是什么时候接触这一事务的?

     

    沈觉人:那是1986年1月份,我刚担任外经贸部部长助理,带队到美国去谈纺织品配额。谈判对象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的助理代表,我们在职务上是对等的。

     

    高渊:为何话题会转到复关上来?

     

    沈觉人:纺织品谈判快结束时,那位助理代表接了个电话,然后对我说,楼上有另外一位助理贸易代表纽柯克想见你,他是分管关贸总协定事务的。

     

    我说可以啊,这里谈完就上去。一见面,纽柯克就向我介绍关贸总协定的情况,说得很详细。我当时有点奇怪,因为我虽然当了部长助理,但还没有分工负责关贸。

     

    高渊:但你那次从美国回来不久,就被明确分管复关工作,是不是美国人事先做了研究?

     

    沈觉人:这是可能的。当时我只是听听,因为也没带任务。这可以说,是我们国家接触复关的最初一步。

     

    高渊:对于美方的这个动作,你向更高层报告了吗?

     

    沈觉人:我们回来就向国务院汇报了,国务院领导希望进一步了解中国复关的具体步骤。那年6月,我到日内瓦去开会,去参加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第33届理事会,而关贸总协定的总部也在那里。

     

    我还带着另一个任务,国务院领导让我去了解一下,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提出复关申请比较有利。


    去日内瓦摸摸底:“邓克尔很敏感,马上说你们是不是想参加乌拉圭会议?”

     

    高渊:你当时去问谁呢?

     

    沈觉人:我去向一些国家驻日内瓦大使请教,比如在递交复关申请时,是否要同时交《中国贸易制度备忘录》。这个备忘录虽然篇幅不必很长,但很复杂,因为要涉及我国经济社会体制等方方面面,必须经各个部委通过,最后还要国务院批准。

     

    有的国家的大使很有经验,对我们也很友好。他们跟我说,可以分开递交。这对我们很有利。

     

    高渊:有没有更实质性的任务?

     

    沈觉人:当时还有件事要办。那年9月份将在乌拉圭开部长级会议,关贸总协定要发动新一轮国际贸易谈判,就是著名的“乌拉圭回合”。中国当时的身份是观察员,我们不知道能不能参加这个会。

     

    所以我就去打听。得到的消息是,有两类国家可以参加,第一类是关贸总协定的缔约方,这是理所当然的;第二类是已经正式提出加入申请的国家。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尽快递交申请书,就可以参加。

     

    高渊:有没有面见关贸总协定的高管?

     

    沈觉人:我回国前,去拜访了关贸总干事邓克尔,一位瑞士老教授,对中国很友好。但这人脾气挺大,说话很冲。

     

    我跟他说,中国希望尽快启动复关进程,但我们可能先交申请书,以后再交备忘录。他很敏感,马上说你们是不是想参加乌拉圭会议?我直言是有这个考虑,更重要的是,备忘录一时写不出来,至少要用半年准备,而申请书现在就可以递交。

     

    高渊:后来动作非常快,一个月后就递交申请了吧?

     

    沈觉人:邓克尔说可以分开递交,我回来后马上向国务院报告了,很快获得同意。在1986年7月,中国驻日内瓦大使钱嘉东作为代表,递交了中国复关申请书。

     

    高渊:申请书虽然只有几句话,但由此开启了漫长的15年谈判。

     

    沈觉人:确实是历史性的。

     

    为何先当观察员:“文革还没结束,我们是一个完全计划经济国家,对外贸易有很多特殊做法。”

     

    高渊: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早在1947年,中国就是关贸总协定的创始国。到了1971年,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根据惯例,关贸总协定应该紧跟联合国决议吧?为何当初我们没有提出复关?

     

    沈觉人:在我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后,关贸总协定按惯例驱逐了台湾。当时,我国领导人让外贸部和外交部研究一下,提出对策。后来,这两个部门向国务院有个正式报告,认为从长远来讲,参加关贸总协定是有利的。

     

    但当时的情况是,文革还没结束,我们是一个完全计划经济国家,对外贸易有很多特殊做法,比如易货贸易、记账贸易等,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

     

    高渊:说到底,就是我们的经济体制不接轨?

     

    沈觉人:年纪大一点的都知道,那时候经济改革的事是不能谈的,政治最重要,其它的想都别想。1971年,我还在河南五七干校劳动。

     

    高渊:我们是什么时候正式考虑复关的?

     

    沈觉人:1982年,政府实行机构改革,合并了四个部委,成立了新的外经贸部。当时有很多任务,其中一项就是研究复关。那时已经改革开放了,跟70年代初的情况完全不同。

     

    到了1984年,我们经过申请,成了关贸总协定的观察员,有些会议我们能参加了,又接近了一步。


    住进乌拉圭民居:“到了那里发现,就是一个很小的旅游点,酒店早就订完了。”

     

    高渊:1986年9月份的乌拉圭会议,是你率团去的吗?

     

    沈觉人:我们中国代表团一共只有7个人,我是团长,钱嘉东大使是副团长,还有外经贸部、外交部、海关总署的人。

     

    高渊:中国团的规模这么小?

     

    沈觉人:确实很小,因为我们是观察员,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而且经费有限。记得会场很大,我们7个人坐在那里,别人找都找不到我们。美国代表团有400人,日本团也有300多人,欧共体及其成员国代表团人也很多。

     

    高渊:第一次参加这么大的国际贸易会议,有没有什么插曲?

     

    沈觉人:当时没经验,我们是先到阿根廷,和乌拉圭就隔一条河。开会的地方在乌拉圭的东角,我们都没听说过,以为是大城市,去之前也没订酒店,想到了再订吧。

     

    到了那里发现,就是一个很小的旅游点,酒店早就订完了。这下怎么办?找当地人打听,他们说可以租住老百姓家,反正你们人也不多。

     

    后来找到一户民居,那家人出去旅游了,也没有收拾,家里值钱的东西都摆在外面。我们团里就规定,房东的东西一律不许动。开完会后,房东回来了,一看挺满意。

     

    高渊:你们去乌拉圭之前,有没有明确要完成什么任务?

     

    沈觉人:有两大任务。第一是要求成为乌拉圭回合谈判的全面参与者。就是说,所有谈判的议题我们都要参加。

     

    这方面遇到的阻力是很大的,因为中国只是观察员,很多国家不赞成我们全面参加,有的国家是激烈反对。我们就去跟各个代表团沟通。只开了5天会,我们去沟通的代表团就有30个。

     

    高渊:有哪些国家的态度比较积极?

     

    沈觉人:主动沟通还是很必要的,不少代表团听了我们的介绍,态度慢慢就转变过来了。这过程中,加拿大代表团对我们支持很大。加拿大驻华大使也参加了代表团,我们是老朋友了,他帮我们去斡旋,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们还为大会主席起草了对此事的说明。

     

    到会议结束时,由大会主席、乌拉圭外交部长发表主席声明,中间有这样一句话:所有新一轮谈判的参加者,有权参加所有问题的所有谈判。这样,我们第一个目的就达到了。

     

    自掏腰包买照片:“照片是当地记者拍的,然后挂在那里,谁要谁买。我们看到后买了几张,要不一点资料也没有。”

     

    高渊:第二大任务是什么?

     

    沈觉人:那就是关于中国复关。当时,我们代表团内部讨论了好几次,要完成这个任务,美国的态度特别重要,要不要先约他们谈?从美国国内舆论来看,他们的态度会比较消极。但我和钱嘉东大使商量,还是要谈谈看,不接触就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主动约美国代表团,他们反应很积极,说第二天就见面。双方各出四个人,对方贸易代表亲自参加,我和钱大使参加。坐下来寒喧之后,美国贸易代表尤特就说,欢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他刚去过中国,觉得很受鼓舞。

     

    高渊:和美方有没有达成具体成果?

     

    沈觉人:他们表示愿意派贸易代表团到北京去,时间可以是两个月后。我们听了比较满意,表示欢迎。那年11月,美方第一个代表团就来了,团长是助理贸易代表纽柯克。

     

    高渊:作为中国首次参加的贸易大会,你对乌拉圭会议满意吗?

     

    沈觉人:应该说,我们出席乌拉圭会议的两项任务都完成了。我们不仅全面参与谈判,而且在复关问题上跟美国谈了。美国那时候在关贸的影响是很大的,他们走出第一步,很多国家就会跟上来。

     

    高渊:为什么对乌拉圭会议大家知之甚少?

     

    沈觉人:当时,中国和乌拉圭没有外交关系,也没有记者跟着去,基本没有报道。

     

    有不少人问我,那次大会这么重要,你们有什么影像资料留下来吗?我说基本没有,我在乌拉圭大会上的发言,照片是当地记者拍的,然后挂在走廊上,谁要谁买。我们看到后买了几张,要不一点资料也没有。


    (沈觉人 图片来自商务部官网)


    想出一个GDP:“这个数字其实是估计出来的,因为我们没有基础材料,没办法计算。”

     

    高渊:1986年递交了复关申请后,第一件事是要起草贸易制度备忘录?

     

    沈觉人:其实,备忘录很早就在准备了,但碰到了很多绕不过去的问题。比如,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我们没有GDP这个概念,只有工业和农业总产值。因为GDP是增加值,就是马克思所讲的剩余价值,我们当然不会统计剩余价值。

     

    但关贸总协定要看你的GDP,总量和人均都要有,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难。后来递交的备忘录里,写了人均GDP,其实是估计出来的,因为我们没有基础材料,没办法计算。

     

    高渊:除了GDP,当时还有什么难题?

     

    沈觉人:比如物价由谁来定。那时90%以上物价由政府定价,这跟关贸总协定的要求差距太远了,人家是市场定价。还有关税制度,也很难弄。

     

    我们的办法是请各部委自己写一段。比如说物价,就请国家物价局写一段,关税问题就请海关总署写一段,然后放在一起看能不能说得圆。所以没法跟关贸总协定说定哪天递交备忘录,我们自己也没把握。

     

    高渊:当时国务院有没有专门的复关领导小组?

     

    沈觉人:有。组长由国务委员或副总理担任,先是张劲夫国务委员,后来是田纪云副总理。副组长有三位,分别是外经贸部部长、海关总署署长和外交部部长。

     

    1987年初,我们递交了备忘录。

     

    美国处处想主导:“工作组开会的时候,他们提的问题最多。专门到北京来跟我们磋商的,美国也是第一个。”

     

    高渊:递交备忘录之后,就要进入审核程序了?

     

    沈觉人:关贸总协定有个规定,遇到新的加入申请,就要成立专门的工作小组。凡是想跟中国单独谈判的国家,都可以自由报名参加。最后参加中国工作组谈判的,共37个国家。

     

    这个小组成立后,就开始提问题,特别是针对备忘录中他们有疑问的地方,由我们来答复。后来我算了一下,他们总共提了2000多个问题。

     

    高渊:是面对面的当场答复吗?

     

    沈觉人:这个问题我们也请教了一些国家驻日内瓦的大使,他们说答得出就当场答,答不出的可以下次答。而且,当场口头答完后,第二天得递交一份书面的英文答复。

     

    我们在日内瓦是很辛苦的,一天的会开完,晚上得加班,把材料整理出来,还必须是英文,第二天要发给人家。书面的就是中方的正式答复,现在还可以查到。

     

    高渊:工作组由哪个国家牵头?

     

    沈觉人:对于谁来当组长,当时西方国家有不同意见,争论不休,最后干脆让瑞士当组长,它是中立国,大家都不反对。瑞士大使吉拉德当了15年组长,他对此很有感慨,说我当这个组长天天挨骂,你们中国不满意我,其他国家也不满意我,我很为难。好几次他都不愿意干了。他跟我是老朋友,对中国也很友好。

     

    高渊:工作组最终是否应该拿出明确意见来?

     

    沈觉人:这也是我们当年有争议的地方。从工作组成立一开始,我们就提出,这个工作组的任务之一,应该是在答疑结束后,起草中国复关议定书。不能光是提问题,最后却没有结果。

     

    当时,欧共体起草的工作组任务中,没有这句话。正好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团到北京来,我就跟他们谈这个问题。纽柯克在饭桌上写了一句话,大意是说:将来如果谈得好,接下来应该起草中国复关议定书。他问我加上这句话行不行,我和在座的几位都觉得可以。

     

    但我故意跟他说,这事不是我们两家能说了算,其他国家如欧共体能同意你的意见吗?他说这个你放心,我明天就去布鲁塞尔,我去跟他们谈。后来关于这个问题,就由美国人去谈了。

     

    高渊:这是不是说明,当时美国想当中国复关的牵头人?

     

    沈觉人:美国人确实处处都来主导。包括工作组开会的时候,他们提的问题最多。而且,专门到北京来跟我们磋商的,美国也是第一个。

     

    高渊:但到了1989年春夏之后,美国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沈觉人:不仅是美国,西方国家都差不多,中国的复关进程基本停顿了。后来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下,也在那位吉拉德大使的要求下,还勉强开过几次会,但都是炒冷饭,原来提的问题再提一遍。这要到1992年之后才出现转机。

     

    大着胆子讲市场经济:“我们代表团里有人跟我讲,你胆子真大,敢用‘市场经济’这个词。”

     

    高渊:工作组37个国家的质询,当时主要焦点在哪里?

     

    沈觉人:这些问题五花八门,焦点还是关于中国的经济体制,就是什么时候能够符合关贸总协定的要求。第一类是一些具体问题,比如我们有出口补贴、外汇留成,还有进出口许可制度,这种都属于非关税措施,不符合要求的。

     

    高渊:要承诺改进吗?

     

    沈觉人:要承诺的,比如物价,要承诺政府定价的比重越来越缩小,方向是市场定价。当然,太具体的也说不出来,也讲不出具体的时间,只能讲一个大趋势。

     

    高渊:这些国家的最大疑问,是不是中国对自身经济体制的表述?

     

    沈觉人:那几年,几乎我们每次到日内瓦去答疑,国内对经济体制的提法都有变化,从“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等等。

     

    后来我们想了一个主意,每年第一次去日内瓦答疑,一定要在3月份全国两会结束后出发。因为那几年,人大报告里经常会出现新提法,别在外面还是讲旧的。但即便这样,有的问题还是讲不清楚。比如,我们有相当长一段时间讲“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名词人家听不懂。实在没办法,我私底下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就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他们说懂了。

     

    高渊:当时这么私下说市场经济,没有得到过授权吗?

     

    沈觉人:这个话只能私下讲,回到国内不能讲。有一次,我在复关领导小组开会,我说现在复关进展比较好,但我们关于经济体制的说明人家听不懂,能不能对外讲“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对内还是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为了对外解答方便。

     

    我话音刚落,马上就有专家强烈反对,说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怎么能混淆。我们代表团里有人跟我讲,你胆子真大,敢用“市场经济”这个词。

     

    实际上,当时邓小平同志在内部讲话中,也用了“市场经济”。

     

    高渊:这个问题一直要到1992年才彻底解决吧?

     

    沈觉人:是的,1992年的十四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的改革方向明确了,复关谈判答疑阶段也结束了。接下来就谈具体的了,一个个行业谈关税,以及非关税措施等。那个时候我已经卸任了。


    谈判都是妥协的结果:“所有的国际谈判,最终都是互相让步,才能达成协议。”

     

    高渊:从复关到入世谈判,两者之间有什么差别?

     

    沈觉人:从谈判范围来讲,世贸比关贸要宽泛很多,像农业和纺织贸易等,关贸总协定是不包括的,但后来世贸把这两块都放进去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还有一点是,世贸组织成立后,这是新的组织,中国面临的不再是恢复缔约国身份,而是申请加入。而且要跟37个国家一一达成协议,才能最后签字加入。

     

    高渊:你主持了中国复关谈判的最初5年,那个阶段对后来成功入世有什么作用?

     

    沈觉人:万事开头难。我们走出了第一步,这一步不容易。我们原来对关贸总协定有很多误解,其实不必在政治上作过度解读,说到底就是要跟人家发展经济贸易来往。

     

    那时候,我们外贸发展得非常快,需要一个比较稳定的国际经济环境。有些该让步就让步,有些该争取的就争取。

     

    高渊:现在不少人觉得,中国在很多国际谈判中态度不够强硬,应该拍桌子放狠话,你怎么看?

     

    沈觉人:我经常讲,复关也好,入世也好,是我们要求参加,不是人家邀请你参加。因此,我们去谈判,不能跟人家吵架,尤其不能拍桌子瞪眼睛甚至走人。

     

    所有的国际谈判,最终都是互相让步,才能达成协议。任何成功的经济贸易谈判,最后都是妥协的结果。这也就是“互利共赢”吧。

     

    高渊:不知不觉,中国入世已经15年了。你觉得,入世给中国带来的最大变化是什么?

     

    沈觉人:有三个方面的变化特别大。首先,我们入世以后,更多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中国人从上到下,现在看问题普遍有一种世界眼光。这是思想观念的变化,很深刻的。

     

    其次,入世促使我们打破垄断机制,引进竞争。回顾一下,凡是受国家保护多的行业,发展得都慢,越是放开竞争,发展得就越快。这是机制上的变化。我们不怕竞争,积极参与竞争。现在反倒是美国和欧洲那些发达国家,有点怕和中国竞争。

     

    第三是坚定了对外开放意识,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合作,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题图来源:新浪  图片编辑:苏唯  编辑邮箱:shangguanfangta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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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 上海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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